“新质生产力”风口下的学术异化、数字拜物教与寻租共同体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任何上层建筑领域的失范，都有其深层的物质利益结构与生产关系根源。近年来，社会公众与青年学子对部分高校“师德滑坡”与“学术泡沫”的痛感日益强烈：为什么某些在世俗竞争体系中混得风生水起、履历表上密密麻麻挂满“二级教授”“国家级领军人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际SSCI期刊副主编”的学界显贵，在实际接触他们的青年学生眼中，却是“学术空心化、师德败坏、名不副实”的典型代表？

这一悖论在当前围绕“低空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高校智库热潮中暴露得尤为尖锐。2024年以来，随着低空经济被确立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不能盲目跟风，防止低效重复建设或低端恶性竞争，规范低空产业园区发展，整治不理性的建设行为”^[1]。然而，与航空工程界在适航取证、空域安全、飞控冗余与商业模式上艰难攻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高校经管院系的“风口投机派”却嗅到了套取科研经费与社会资本的制度套利空间。

其中最具解剖价值的标本，莫过于京城某以国防军工与航空宇航著称的“双一流”理工名校经济学院的一位特聘二级教授。此公前半生在中原某省高校深耕“煤电能源拥挤、碳排放效率与生态旅游管理”，2024年入职该京城理工名校经济学院后，仿佛一夜之间打通了航空工程与低空经济的任督二脉——不仅在个人官方主页的研究方向栏里火速焊上了“产业经济与低空产业发展”^[4]，更在2025年9月该院“低空经济俱乐部成立仪式”上以所谓“行业专家”身份登台指点低空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路径^[2]，进而在2026年10月底于该校中关村校区研究生楼举办的《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低空经济与管理分会（筹）2026年度学术会议》上，堂而皇之地坐上了大会主席的席位^[3]。

一个在低空经济领域“零论文、零专项课题”的传统煤电碳排与旅游管理学者，何以能在短短一年间摇身一变，成为统领低空经济学术年会的“行业权威”？这种“无本万利”的学术跃迁背后，究竟运行着怎样一套生产方式与交换逻辑？唯有拿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手术刀，我们才能将这具光鲜亮丽的“学术标本”层层抽剥，看清其背后的制度病灶。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在于物质生产实践对理论认识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与《反对本本主义》中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脱离客观物质生产过程、躲在书斋里靠概念推演概念、靠滞后统计数字拼凑数学公式的做法，是被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严厉批判的唯心主义经院哲学与数字形式主义。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印发的《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工信部联重装〔2024〕52号）^[5]，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的物质载体，其真实的产业矛盾集中在适航审定、空域协同、通信导航监视（CNS）以及单机商业闭环四大硬核领域。然而，以我们所考察的这位“跨界主席”及其所代表的部分应用经济学派系而言，他们既不关心飞控冗余与适航规章，也不屑于对低空运行做哪怕一次扎实的微观工程经济学核算。他们之所以敢于从“煤电、黄河生态、旅游”无缝切入“低空经济”，底气来自于一套早已在社科界形成流水线的“学术预制菜”生产工艺。

需要客观指出的是，该学者广泛的合作网络中也曾出现过基于投入产出表（MRIO）、家庭问卷调查或机器学习辐射预测的合作论文^[14]，不能将其名下所有挂名文章一概归结为单一模板；但聚焦到其本人主导的“区域综合评价与环境效率”核心分支上，一条高度依赖“省级统计年鉴拼盘 $\rightarrow$ 粗糙代理变量与线性插值 $\rightarrow$ 熵权法/SBM合成主观指数 $\rightarrow$ 空间自相关与耦合协调度 $\rightarrow$ 万金油政策建议”的生产线清晰可见^[6][7][8][9]。

尤为讽刺的是，高端的国家级重大课题，在这些学者手里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把从统计、卫生、环境年鉴里搜罗来的39个三级指标扔进软件搅拌三分钟，缺失的数据用尺子画条直线插值补齐，就能端出一盘名为《黄河流域公共健康、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发展》的学术预制菜，挂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108）与一般项目（20BJL034）的立项编号，发表在后来于2023年3月因审稿失守被科睿唯安（Clarivate）直接踢出 Web of Science (SCI/SSCI) 核心合集的著名争议期刊 IJERPH 上交差^[7][8]！

当这套“万物皆可熵权法、万物皆可耦合协调”的模板被经管学界原封不动地搬到“低空经济”风口上时，更是直接催生了荒诞绝伦的学术奇观：有的论文用熵权法测算2010—2023年各省“低空经济现代化水平”，翻开原表一看，竟然把地面的“汽车生产量”“私人汽车拥有量”“电话普及率”“公路与铁路里程”全部塞进公式算成了“低空经济水平”，连表内“人均GDP”的单位都能错印成“亿元”^[10]；有的文章跑空间计量模型，表里白纸黑字算出来的总体空间间接效应是 -0.026（显著为负），正文结论却面不改色地写成“通过空间外溢作用正向增强邻近省份低空经济发展”^[11]。

如果说方法论上的“数字形式主义”还只是学术生产力的贫困，那么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彻底异化，则将这类“双面学者”的伪善推向了极致。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与“货币拜物教”理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黄金、货币与不动产等物质财富符号被赋予了神秘的超自然魔力，成为衡量一切人类活动乃至道德价值的终极尺度。当我们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范畴去审视这位“跨界低空主席”时，会看到一幅极具黑色幽默张力的讽刺画卷：

为什么一个顶着“马工程首席专家”和“思政课国奖得主”头衔的二级教授，会在课堂上干出“掏房本、晒金表”这种令斯文扫地的举动而毫无违和感？

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来剖析，答案其实无比清晰：因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仰过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真正敬畏过科学真理。无论是早年研究的“煤炭电力、循环经济、绿色低碳”，还是写进申报书里的“马工程重大课题、思政课教学改革”，抑或是如今摇旗呐喊的“低空经济与新质生产力”，在他眼中都仅仅是具有特定交换价值的“特殊商品”——它们是用来向上级部门兑现“领军人才”“特殊津贴”“二级教授”等制度性头衔的敲门砖，而这些头衔最终唯一的归宿，就是转化为手腕上的大金表与抽屉里的一沓房产证。当学术投机资本完成了这番惊险的跳跃，他在讲台上抑制不住地向穷学生掏出房本炫耀，便不再是一次偶然的失态，而是拜物教徒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的自我加冕。

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判断一个共同体进步与否，不在于其宣称的头衔有多么现代，而在于其内部实际运行的生产关系与交往关系。当高校评价体系陷入“唯帽子、唯大课题”的锦标赛，而院系内部又缺乏对导师权力的民主制约时，现代大学原本平等的导学契约关系，便不可避免地退化为资本主义雇佣剥削与前现代封建宗法人身依附相混合的畸形形态。

在我们所剖析的这位“全能型前院长、现中心主任”身上，制度赋予他的权力筹码可谓武装到了牙齿：他集学院学位论文审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直接执掌研究生学位审核大权）、应用经济学科责任教授组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人文社科学部副主任委员于一身，对外还手握国家级项目会审专家、国家级人才会审专家以及SSCI一区期刊副主编的权柄^[4][14]。在这种高度垄断的权力结构下，师门内部的生产关系发生了两重触目惊心的异化：

列宁在批判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时曾尖锐指出，最危险的投机者往往不是公开的反对派，而是那些“嘴上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在把公共事业变成升官发财门路”的钻营分子。

回看2026年10月底在中关村校区研究生楼落幕的那场《低空经济与管理分会（筹）2026年度学术会议》^[3]，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连一篇低空经济论文都没发过的传统煤电旅游学者，能稳坐“低空经济学术年会”的主席台？为什么下午的分会场哪怕寒酸到塞进连坐都坐不下的研究生楼小教室、特邀嘉宾讲完即走、底下学生低头不听、全靠找一堆研究生捧着现成演讲稿机械朗读来撑完议程，主办方依然乐此不疲？

世界或许不乏草台班子，但将服务国家战略的学术年会搭成这般模样的草台班子，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其实异常清醒——因为这场会议的本质，从头到尾就不是为了生产任何关于低空经济的科学知识，而是一场典型的“学术寻租共同体”分肥仪式：

看着讲台上晃眼的金表、抽屉里的房本，再听着研究生楼逼仄小教室里荒唐的念稿声，任何一位尚存家国情怀与学术良知的读书人，恐怕都会在心底发出一声诘问：

“与这群欺上媚下、借风口捞金表、拿师门当后院、视学术如儿戏的虫豸在一起，怎么能搞好学术，怎么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呢？！”